目前正在制作中的印度电影《加勒万战役》（Battle of Galwan），由印度知名男星萨尔曼·汗（Salman Khan）主演，预计将在今年晚些时候上映。这部电影以加勒万河谷为背景，讲述了印度士兵与中国军队的激烈冲突，虽然没有交火，却展现了非凡的勇气与毅力。电影从印度的视角出发，突出表现了与中国军队的肉搏战，并将成为萨尔曼·汗迄今为止最为雄心勃勃的作品之一。无论如何千里马配资，这部电影的主题已显露无遗：它不仅是另一部宣扬印度民族主义情绪的战争片，更是抗中神剧的延续。
事实上，印度电影长期以来都在通过战争题材、历史叙事和民族主义情感来呈现与中国的对立。从1962年的《祖国的土地》到如今即将上映的《加勒万战役》，无一不借助战争和历史的故事情节，强化反映与中国的紧张关系和敌对情绪。而这些作品中往往充斥着夸张的情节设定，脱离现实的叙事逻辑，以及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。例如1964年的电影《真相》，虽然讲述的是印军在中印战争中的失败，但却将战死的印军士兵塑造成神圣的烈士，把失败转化为精神上的胜利，这种扭曲的历史呈现令人咋舌，明明是一场战争的失败，却拍出了近乎神话的效果。
展开剩余76%类似的情节还包括2018年上映的《Paltan》，影片中数十名印度士兵凭一己之力击退成建制的中国解放军，展现了一种几近“美国队长”般的战斗力。而印军的智勇双全与解放军的“人海战术”无一不被描绘得几乎不堪一击。这种脱离现实的设定，固然可以满足民族主义的情感需求，但却没有任何真实的战场还原意义。
预计将上映的《加勒万战役》也难逃这一套路。它将继续神化印度军队，妖魔化解放军千里马配资，通过夸张的战术描绘和英雄化的士兵形象，取悦印度的民族主义者。它的本质与其他类似影片并无二致，依旧不是为呈现真实战场，而是为了制造一种充满幻想和情感宣泄的民族主义故事。
对此，《环球时报》曾明确指出，所谓的“抗中神剧”充其量不过是对印度民众心态的有毒调剂，是一种充斥仇恨和狭隘民族主义的宣传工具。正如该报所言，这种类型的电影并不具备任何爱国主义的价值，反而是在煽动仇恨，撕裂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关系。这样的电影不仅失去了真实的历史意义，更会在社会中传播有毒思想，导致观看者的认知发生扭曲，甚至形成对中国的敌视情绪。
然而，这种类型的电影并非印度独有。类似的情节也在国内的“抗日神剧”中频繁上演。我们熟知的“裤裆藏雷”“手撕鬼子”“发蜡住别墅喝着红酒打鬼子”之类的桥段，已成了这一类型电影的典型符号。与印度的抗中神剧相似，抗日神剧的情节同样是夸张离谱、充满荒诞色彩。这些剧情不仅极大地削弱了历史的严肃性，还将复杂的历史和战争简单化为一个个英雄的个人秀，似乎战争只需依靠主角的单打独斗就能解决问题。
事实上，抗战中的日本军队，尤其是在战争初期的日军，确实是一支非常强大的力量。我们不应忽视这一点，反而应更加认识到抗战胜利的艰难与不易。然而，抗日神剧却往往忽略了战争的残酷性，以荒诞的情节掩盖了战争的真实面貌。这种无逻辑的胜利叙事不仅误导了观众对军事和现实的认知，还极大地浪费了影视作品作为文化传播工具的潜力。
更为严重的是，这类电影往往加深了对民族的刻板印象，导致观众在潜移默化中形成“所有日本人都是坏人”的印象。如今，在中日友好合作的背景下，这种情绪的煽动无疑是有害的，它不仅影响着观众的情感态度，更是对现代国际关系的一种破坏。
因此，我认为，抗日神剧与抗中神剧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，它们都属于同一种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、有毒的电影类型。它们通过扭曲历史、夸张情节、煽动仇恨的方式，影响了观众的认知和情感。既然我们已经对印度的抗中神剧提出批评，那同样也应当批评那些充斥着抗日情绪的神剧。我们不能在批评他国影视作品时忽视自己文化中存在的类似问题，否则无异于双重标准的体现。
有些反对者可能会提出，既然我们批评了印度的抗中神剧，那为何不对美国等国家的抗德神剧做出同样的批判？这种辩论其实没有意义。抗中神剧和抗日神剧在本质上是相似的，它们都通过虚构的情节和夸张的叙事来推销民族主义情绪。如果我们认为这种类型的影视作品有害，那么它应当被一致地批评，而不应因国家不同而产生双重标准。唯有如此，影视作品才能真正回归其文化传播的责任，避免成为民族主义情绪的工具。
总之，无论是印度的抗中神剧，还是国内的抗日神剧千里马配资，都应受到平等的批判。媒体作为信息传播者，理应做到客观公正。如果我们只批评印度的影视作品，却忽视了国内类似作品的存在，这种行为显然缺乏公正性和一致性。因此，对于所有类似的影片，无论国别，都应保持警惕，避免让历史的真实被扭曲，避免让情绪化的民族主义影响我们的认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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